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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会满全面阐述“十四五”时期提高直接融资比重6大任务

“回顾中外金融监管史，以下几方面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。”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、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在《辅导读本》发表文章《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》。

郭树清指出，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。古今中外，总有人盼望能以更低风险获取更高收益，但规律不可能打破。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，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。

郭树清强调，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。文中指出，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。目前，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%，还有大量债券、股本、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。可以说，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“灰犀牛”。

把握好金融创新边界

郭树清认为，回顾中外金融监管史，以下几方面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：货币经济绝不能背离实体经济；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；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；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；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；管好货币总闸门；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；紧紧抓住公司治理“牛鼻子”。

郭树清表示，实体经济是货币经济的根基，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。然而，金融的本性决定其特别容易陷入自我循环的泥淖。因此，金融监管必须把防止脱实向虚作为主要目标之一。我国交叉金融业务一度也十分复杂，经过3年多的集中整治，总体风险开始收敛。

郭树清认为，金融业务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金，那就迟早会陷入困境。巴塞尔协议的核心，就是对银行信贷确定基本的资本金约束，杠杆率必须处于安全范围。他表示，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。金融创新是把“双刃剑”，既能提高市场效率，也会酿成重大风险。监管必须趋利避害，把握好“度”。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，一些网贷平台打着“创新”旗号违规经营，形成巨大金融和社会风险。

现有法律法规震慑力不足 违法违规成本过低

对于现阶段金融形势，郭树清表示，“十四五”时期我国的金融安全形势仍然十分复杂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国内外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金融监管面临新的严峻挑战。

近年来，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，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加，金融运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一些国家采取强刺激做法，实施“无限量宽”政策，长期负面影响难以估量。

而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。“受多重因素影响，金融业市场结构、经营理念和服务方式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很不适应。”郭树清总结。

他表示，现代科技已经并将继续对金融业态带来巨大改变。数字货币、网络安全、信息保护已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。我国移动支付、线上借贷和互联网保险等走在世界前列，意味着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没有成熟经验可资借鉴。

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，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。郭树清表示，疫情冲击下新老问题相互交织叠加。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容易死灰复燃。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。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。不法金融机构依然存在，非法金融活动履禁不止。

金融相关制度存在较多短板，金融法治还很不健全。郭树清表示，一些基础法律制定修改需提早谋划启动，有的规章制度落地执行变形走样。现有法律法规震慑力不足，违法违规成本过低。而金融监管资源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都明显不足。

对各类金融活动依法全面监管 加快确定系统重要金融机构

郭树清表示，“十四五”时期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任务更加艰巨。必须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，强化底线思维，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。在此基础上，健全风险预防、预警、处置、问责制度体系，持续完善权责一致、全面覆盖、统筹协调、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。

他具体提出九点：一是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；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；三是建立高效的监管决策协调沟通机制；四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；五是健全宏观审慎、微观审慎、行为监管三支柱；六是构建权威高效的风险处置制度安排；七是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对监管的支持保障；八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框架重塑；九是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干部队伍。

郭树清表示，对于各种“无照驾驶”的非法金融活动，管理和整治的主体责任都在地方。

他提出，在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，严防垄断、严守底线、维护市场秩序，促进公平竞争。全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坚决打击非法集资、非法吸储和金融诈骗，对各种违规变相投融资活动保持高度警惕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针对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，郭树清表示，监管制度要覆盖所有金融机构、业务和产品，对各类金融活动依法实施全面监管。借鉴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改革成果，强化资本充足、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等要求，抓紧补齐制度短板。

构建权威高效的风险处置制度安排。郭树清表示，加快确定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名单，科学设定评估标准和程序，提出更高监管要求。抓紧建立恢复与处置计划，引导金融机构设立“生前遗嘱”，确保危机时得到快速有效处置。与此同时，要完善风险处置方式，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，努力减少道德风险。

他还提出，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和中介服务机构管理，对金融科技巨头，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，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，在促发展中防风险、防垄断。